现在要落实，你们又这么多意见! 我决心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王旭博士以自然资源为主题揭示了其中所内涵的意义： 国家所有为所有人实现人生计划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良好的生活环境与生活必需品。为了保证日常政治生活的规范化和有序化，就需要公民依据相应的法律来行使权力。

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0二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政治关系的解释，首先要联系宪法典序言，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一根本法。政权组织形式则重于政权机关，说明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87] 当然，中共在向执政党转型的三十几年进程中，依然在某些方面奉行着革命化思维。这里的各种形式就是蔡定剑教授所列举的第⑵、⑶、⑷项，而第⑴项则不在此列。

如果暂且认为笔者的看法是合理的，那么，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片面的。设想和展望之六是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构想（第十二段）。或者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既包括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中国人民与地方人民（如辽宁人民、首都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关系，并且后者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根据这一逻辑，国家的权力既不是民众根据某种法理授让给国家的，也不是国家通过暴力僭取的，而是民众因衷心佩服国家超凡的德才禀赋而自愿服从的结果。因此，《宪法》序言就为这个政治有机体赋予了灵魂，为这个法律技术建构的机器赋予了生命的气息。笔者认为：第一条规定的性质属于对国体中政治关系的定位。第二是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提出一套社会主义宪政方案，核心是经济上的公有制和政治上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

正如蔡定剑教授所解释的：在宪法中规定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内容，是中国宪法的一大特色。（2）通过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领导来组织实施社会自治。

这样，中国宪法典对一体中国的建构逻辑就包括结合确认逻辑、展望逻辑和规定逻辑。因此，如果说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具有丰富性，那么，这种丰富主要不是民主意义上的丰富，而是集中意义上的多样化。政治文明→民主国家对应的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或人们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笔者对中国宪法典的解释类型主要属于后者。

[⑨] 翟志勇：《八二宪法修正案与新的宪政设计》，载于《战略与管理》2012年（内部版）第3/4期。设想和展望之三是对实现国家主权统一决心的宣示（第九段）。人大的权力从何而来？显然是通过人民的选举授权而来，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内涵中的民主之体现。不仅在于政治关系，而且还在于政治关系中的政治主权关系。

第三，共同体以整体的福利为导向。但这样的质疑在文本依据上是无效的。

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34]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英文版主编），邓正来（中译本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9页。

[58] 其次，爱基本上是主观的。[78] 在这种现状之下，如果中国社会自治得以形成并切实展开，就需要大共同体通过相应的举措收缩权力进而释放相应的制度与生活空间，或者说，需要政体结构或政府作为社会自治的第一推动力。[26] 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3页。对责任感的呼唤虽然具有道德意味，但这种道德并不是以往的那种宏大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道德理想，而是不同行为体以效率为核心的合作性道德。（更详尽的内容可参见任剑涛：《国家形态与宪法解释》，载于《战略与管理》2012年（内部版）第3/4期）由于笔者主要梳理中国宪法学者的相关解读成果，故对作为政治学者的任剑涛教授的相关观点暂存而不议。进而言之，任何一部宪法都是一个内在矛盾的体系，而宪政的意义就在于将诸多矛盾统一起来，并通过宪法解释、宪法诉讼等技术性措施，在宪政体制内化解。

从国体Ⅱ的内容来看，国体Ⅱ可以独立存续，但由于中国国体的二元特点，就导致了国体Ⅰ与国体Ⅱ存在着复杂的关联，这样，如要准确地解释国体Ⅱ，就必然要涉及国体Ⅰ。  摘要:  在宪法学界，虽然对82宪法的解释模式众多，但共存的一个缺陷是解释框架的缺失。

就第二条性质的详尽分析随后做出，这里只是强调第二条与第一条在内涵上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因此，这种情况就会证明第一条并非一种总括性或统摄性规定。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宏观的中国建构只能展现一体中国的整体存在，还无法使国家秩序具体化，所以，就需要进入宪法典的制度性内容，因而在解释上也就需要进入二元层面。以及地方提出的政治改革措施。

每个公民只有不断地接受教育，才能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其社会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建构中国的宪法表达就是中国宪法典序言的最后一段话：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可问题是：从宪法学立场来考量，可以这样解读宪法典吗？为了回答这一疑问，这里有必要先引述奥克肖特教授的相关观点及解释： 当有机体的观念被用来解释一个国家的性质时，表面上，它似乎是一个高度精致的观念，一种只有哲学家才能想到的东西，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明显是一个不恰当的观念。因为在历史学者看来： 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效仿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

就人大与公民的社会关系而言，主要体现在宪法典总纲中的文化制度和第二章有关公民结社自由、男女平等和婚姻家庭制度及第三章有关自治权的规定上。公民能否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主要是看有没有机会的平等，而机会的平等主要是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所谓权力的运行原则，核心是要回答权力的运行方式和运用技术问题。其三，受教育是公民自我完善、提高物质精神生活的需要。

[84] 实际上，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政治权力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都是极为复杂与繁琐的，或者说，其本身已经承载了巨大的信息容量和问题丛。[77]进入到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种方式，让国家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国营企业和社会组织，以及国家办公机构——成为干预社会的主要工具。

但就这种解释的前提来说，似有再斟酌的必要。[84] 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邱道隆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相关解释可参见韩秀义：《文本·结构·实践：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分析》，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很显然，这种类型的义务同中国政治主权系统中的积极性的或爱的义务存在着极大的区别。

[82]另外，中央——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深受中国政治主权系统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及相关制度机制的影响。统一性和秩序在于歌曲和乐谱，正如国家的统一性和秩序在于宪法。

[48] 详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第2章中国改革战略的演变，第38—76页。事实上，这种认识已经在执政党的重大决定上有所反映。

但，由谁去区分真理和谬误呢？ 二是由于在现行宪法典序言中已经阐明了真理的代表者——执政党，所以，由执政党以及人民政协自上而下地进行真理性教育，并同时反对各种谬误，就成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方式。在对政权组织形式、政体和国家结构等概念做出梳理和辨析的基础上，[80]刘茂林教授认为： 政权组织形式是有关国家权力在归属已定的情况下，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进行权力配置以保证国家权力有效运用的政治制度。